作为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对于灵肉关系深信不疑。不同于古典时代笛卡尔“灵肉二元论”里的“灵魂控制身体”之说，浸润在当代性之中的阿布拉莫维奇却持有反向的态度。在她看来，身体塑造着灵魂，行动是形成精神的不二法门。

《灵魂手术台》，2000， 棉花屏、铝材、霓虹灯、紫水晶，210 x 200 x 70 cm

毫无疑问，身体是人与外界接触的唯一媒介，它面对着世界与他者，接收、转换、输出着感性信息，继而将它们整合并存储在精神与灵魂之中。至于行动，则犹如人们使用身体所必须的方法论。从阿布拉莫维奇的创作里，人们也不难从中窥见端倪。不论是早期表现自我意识形成的身体表达，或是此后作品里表现的身处社会语境下的女性身份意识，还是在与乌雷共同创作的作品中迸发女性与男性他者的两性关系意识，以及如今通过身体与水晶石接触实现的灵肉沟通……这些无不体现着这一准则。

《情人》，1989-2018，亚克力，413 x 118 x 118 cm

换言之，以身体为媒介，以行动为方法，即是行为艺术的运行法则。尽管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直至当代才以奇观的姿态惊现于大众视野，然而，相同的法则却在它的原始亲缘关系中早已体现——那就是上古的巫术与宗教。在其中，身体意味着灵媒，而行动则蕴含着仪式感。

《人用椅与灵用椅（4）》，2012，木头、水晶，人用椅 63 x 13.8 x 31.5 in 灵用椅 29.5 x 9.8 x 11 in

必须指出的是，行为艺术绝非巫术。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虽不直接脱胎于上古巫术，却与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似性——在形式上，它们都极具仪式感；在目标上，它们都以触及精神与灵魂为最终归宿。事实上，两者的关联在当代艺术里极具普遍性，并非阿布拉莫维奇独此一家。不妨对此简单梳理，或许能从这份身体·行动的艺术谱系之中，重新识别出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实践的确切坐标。

杰克逊·波洛克："行动绘画"，1950年代

波洛克采取身体·行动的方式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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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波洛克改变了绘画的方式。他用极尽夸张的动作，在画布上随意泼洒颜料，而后还用碎石、沙砾、铁钉与玻璃碎渣搅拌进颜料里在画布上肆意刮擦。当保守的美国人得知此事后，立刻嗤之以鼻地表示，这不过是“装神弄鬼”的表演。为了替波洛克辩护，并且指出如此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干脆把它命名为“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

行动绘画的出现，使得绘画不再唯结果论，艺术家们开始重视创作过程。此外，画家们也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绘画工具，创作时的身体姿态、动作、手势也与传统模式大相径庭，身体与行动赋予他们可以即兴且随意地创作。

约翰·凯奇：4分33秒，1952

约翰·凯奇《4分33秒》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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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音乐圣地伍德斯托克，约翰·凯奇邀请演奏家端坐在钢琴前，掀开琴键盖。观众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然而，1分钟、2分钟……琴键始终没有被按下，于是观众席骚动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即将要发生什么。直到4分33秒时，演奏家起身致意。

这是约翰·凯奇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作品。很明显，观众被激怒了，把它看成“皇帝的新衣”，是伍德斯托克最大的“丑闻”。然而，约翰·凯奇并不这么认为。他希望用这场煞有介事的“演奏”，向观众表明“不存在绝对的静默”。倘若观众认为那是“无声”的，恰恰说明他们并没有在真正的聆听。观众质疑他只是在摆样子完成某种仪式，他对此却是欣然接受。这件作品确实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在这件作品完成的同一年，正值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赴美宣讲禅宗思想，而约翰·凯奇正是他课堂上的常客，并且深受影响。一旦对此有所了解，观众们立刻就听出了《4分33秒》的“声音”乃是禅宗里的“无”。

艾伦·卡普罗：6个部分的18个偶发，1959

观众与演员共同参与在卡普罗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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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约翰·凯奇的学生、艺术家艾伦·卡普罗在纽约创作了《6个部分的18个偶发事件》。他把某个画廊空间分割成三个部分，又把在此出现的表演拆分成六个部分。不同于传统剧场表演的是，在这里观众和演员混在一起，都会受到来自艺术家的严格指令，并以此行动和表演。

起初，那些不明就里的观众出于好奇，或是怀疑，纷纷选择旁观。他们不明白，这近乎胡闹的形式究竟想表达什么。直至卡普罗自己出面解释，他希望观众进入场域，加以行动，就是为了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在艺术家主导与观众参与之间，形成某种偶发，并且最终获得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体验。后来，这件作品被艺术史认定为“偶发艺术”（Happening Art）的诞生。同时，当代艺术批评家们也把它视作 “参与式艺术”的发端。

伊夫·克莱因：坠入虚空，1960

克莱因的纵情一跳成就经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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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虚空》或许是20世纪艺术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伊夫·克莱因爬到一幢建筑入口的廊柱上，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再张开双臂，向前奋力一跃。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坠落到地面上；但从照片上看，他却面带自信，仿佛是即将要展翅高飞。克莱因让他的摄影师用照相机记录了那次行为，照片随后被刊登在报纸上，在巴黎立即引发轰动。不明真相的人不免为他的健康与安全担忧。事实上，那不过是一张人工合成的照片。人们没看到的是，克莱因坠入的是柔软床垫，而非坚硬的地面，更不是虚空。

那么，他为何如此呢？彼时，美苏两国疯狂展开“太空竞赛”的拉锯战，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对于失去重力、摆脱地球的想象。至于克莱因，他坚信，人只有通过身体才能把外在的物理现象体验成内在感受。于是，他决定纵情一跳，献身投入。虽然，在保护措施下，最终并未真正坠毁。

约瑟夫·博伊斯：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1965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表演博伊斯的《如何向死兔子解释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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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莫维奇的“精神导师”博伊斯，曾在1965年完成了一件让人倍感晦涩的行为艺术。他把蜂蜜和金粉涂满脑袋，右脚鞋子上系着一片钢鞋底，左脚鞋子上系着毛毡鞋底，怀抱着一只死兔子，煞有介事地向它解释着绘画作品。整件作品持续三个小时，起初观众只能置身门外，隔着窗户观察他的行为。直到最后，他们才被允许进入房间，而那时仍旧抱着死兔子的博伊斯却转身背对着观众而坐。

这件名为《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的作品，充满了萨满教的象征主义元素。尽管借助了巫术的形式，但他所表达之物却另有其他。其中，黄金意味着太阳的能量；蜂蜜象征着重生，钢与毡的鞋底分别对应着坚硬的理性和精神的温暖。至于兔子，这位豪言“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大师，向来对万物持有平等观念。在他看来，兔子与人无异，死与生也并无差别，而艺术显然就是两个不可沟通之物中间的媒介，传递着神秘主义的能量。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床上和平，1969

列侬与小野洋子的《床上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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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最广为认知的参与式艺术，又或者是最不像艺术的一次宣言。1969年，摇滚明星列侬与已经怀有身孕的艺术家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店之中，保持着长达7天不下床的行为。期间，房门敞开，他们就穿着卧室内的衣服，躺在床上接待记者与政治人物的访问。列侬把那次行为称为“床上和平”，并且反复高唱着他的反战歌词——Make Love, No War！

哪怕到了如今，这种邀请观众前来观看自己躺在床上的举动，在大众视野下或许仍旧会被认定为“不雅”。然而，当时的两人却对此并不在意。在他们看来，来自艺术家的邀约和来自公众的参与，两者共同构成着和平的本质。更何况，躺在床上一周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小单位的和平。诚如列侬本人所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躺在床上一星期而获得和平,在寻求和平的各种方法中这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

安东尼·葛姆雷：身体雕塑，1970年代

葛姆雷根据旅居印度经历而创作的《沉睡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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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行动，并不是行为艺术的专利。即便是看似无关的雕塑领域，同样可以采用别样的姿态践行它的初衷。譬如，著名的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1971年，他从英国远渡重洋抵达印度，旅居三年之久。其间，他深受历史遗迹、佛教雕像、瑜伽仪式与印度宗教的文化熏陶，并将它们融会贯通地注入到自己的雕塑创作之中。

在此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葛姆雷的艺术主题始终与那次印度之行息息相关。他无比坚定地认为，他创作的意义就在于不断探索身体与自我、意识以及世界的关系。因此，观众们也经常把他的人形雕塑看成是作为替身的身体，即便是伫立不动，也无异于是一场静态的行动。这种以静为动，仿佛更能凝聚住人与世界之间蕴含的能量。

谢德庆：打卡，1980

谢德庆《打卡》，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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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4月11日开始，整整持续到1981年4月11日，谢德庆用了整整365天的时间才完成《打卡》这件作品。其间，每小时打卡一次，不分昼夜，24小时不休不歇，而他也不得不忍受着生活被打卡撕成碎片后的难熬，挣扎在因睡眠不足而无时无刻不在发作的半梦半醒之中。

或许，观众会认为如此耗时漫长的无意义举动显得太过荒诞。打卡的行为来自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艺术家却把它推向极致，成为骇人听闻的苦役。这与其说是故作夸张地恐吓，不如说是揭穿了某种福柯式的观点：社会塑造着人的行动，并在行动中规训人的身体。谢德庆只是把自己献祭成了一个实验品，替人们进行了牺牲。

弗朗西斯·埃利斯：实践的悖论，1997

在墨西哥城街头徒劳推冰的埃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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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埃利斯是一位不断迁徙的艺术家，亦是强迫性流浪者。他最被大众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实践的悖论》。彼时，艺术家移居到墨西哥城。他在街上推着一块巨大的冰块行走，从早上9点开始，整整走了9个小时，直至冰块在高温中彻底融化成一滩水。

如果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推行冰块，确实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然而，移民身份却让艺术家获得了更多的局外人视野去重新审视这件事。正如移民的生活处境，他们试图融入环境而作出的努力，何尝不也是经常白费功夫和毫无疑义？在另一个维度上，这或许也跟埃利斯的艺术观紧密相关。在他看来，艺术家并不仅仅是做东西（make things）的人，更应该是做事情做事情（do things）的人。所谓做事，那就必须要让身体在行动中去完成。只要去做了，哪怕白费功夫，也充满意义。

詹姆斯·特瑞尔：冥想空间，2000年代

特瑞尔的冥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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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走近詹姆斯·特瑞尔的空间装置，你就会发现它似乎也是“皇帝的新衣”——房间里空无一物，除了高饱和度色的灯光，什么也没有。倒也无须质疑艺术家在装神弄鬼，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把光作为一种物质材料，但是我的媒介是真正的感知。我想让你感觉到你的感觉，看到你自己见到的物件”。

观众被邀请至他的“房间”，感受光，感受由此而来的感官刺激、原始感知、视觉与心理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光射到自身意识过程中产生的冥想。这就是特瑞尔想要观众参与的方式。为了更专注地沉浸于冥想，特瑞尔甚至在中国和日本的寺庙里打造他的光感空间。他对东方智慧充满敬畏，不惜让作品成为禅修之地，让观众在其中打坐、躺卧、置身其中感受内心中的真谛。

《人用站立装置》，2012，木头、水晶，200 x 115 x 65 cm

从杰克逊·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到约翰·凯奇的“4分33秒”，再到艾伦·卡普罗的“偶发艺术”，我们见证了身体与行动在艺术表达中的不断觉醒与升华。阿布拉莫维奇亦是如此，她坚信身体塑造灵魂，行动是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她以身体为媒介、行动为方法的艺术实践，深刻挑战并重塑了我们对灵肉关系的传统认知，她的行为艺术方法是一种基于当代审美与文化语境的创新表达，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