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里，传统与当代是在传承中融合发展的，是精神的传承，是意蕴的融合，是笔墨的传承，是气象的融合，读巨建伟的画，有李公麟“扫支粉黛，淡毫清墨”的意蕴，不施颜色，而光彩照人，有崔白“体制清澹，作用疏通”的画风，兼收并蓄，善于“扬弃”，更有李迪“精俊如生，翘翘欲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恰是中国当代绘画所需要的精神。

荣宝斋肩负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也一直致力与对青年艺术家的扶持和培养，努力打造青年艺术家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巨建伟是当代杰出的青年艺术家代表，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临摹和技法研究工作，通过对古法的深入理解、研究和探索，能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绘画技艺的重要性，以及情感承载和生命表现的意义。本次展览延续了“妙粹灵通”的主题，四十余件展览作品涵盖了人物、花鸟、动物等题材，既有丈二大作，也有微微尺牍，既有钟馗煮茗降邪纳福、又有富贵平安肥猫暖春，关公献瑞罗汉山溪等代表性的作品。时值中国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好日子，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特此举办“妙粹灵通Ⅱ——巨建伟绘画作品展”。旨在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道通为一

——新视角下的传统绘画实践思考

文 / 巨建伟

我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临摹及其技法研究工作已经14年了，在博物馆体系中，临摹工作对于绘画创作是可以直接进行成果转化的，当然二者又可以互相促进。因此，我大学毕业即接受最高标准的技法训练是万分幸运的。在长期的临摹和创作实践中，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即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知传统绘画，尤其针对我所面临的传统绘画技法以及该向创作如何转化等问题。根据书画美学的“关联”逻辑，我非常注重于“笔墨”本身所涉及的客观物理属性及其对物象表现的影响，这个关联不仅是我理解“古法”的有效方法，更是我深入书画美学逻辑、完善创作理念的重要途径。

《暖春图》 52×41.5cm 纸本水墨 2025年

关于对笔墨的理解，除了学习先贤诸家外，我更惯于从事物本身入手，先考察其物理属性，再去关联其文化及审美内涵，以找到更贴切的表现方式。在对“笔”的概念理解中，我将笔锋理解为由动物毛组成的软质的“锥形物”，在蘸取水墨，并与媒介（纸、绢及其他）产生摩擦时，会因不同程度的受力、水分、速度等造成锥形呈现不同形态，甚至打破锥形的基本形状，形成若干小的锥形分枝，这些由锥形物所演变的不同形态正是形成画面千姿百态的直接原因。锥形结构的妙处还不仅如此，在具体运笔中，笔锋与媒介接触时并非是平铺状态，而是以弧形的受力方式作用于媒介上，如此形成的线中间厚实，两侧虚薄，极其富有体量和空间。正是出于对“锥形物”的这一客观属性的理解，古人在绘画实践中往往采用“线”的语言去勾染，立体的线进行复杂的排列和交织，也总会留有空隙，达到繁而不乱的效果。在以“线”完成大量的轮廓和结构塑造外，古人也常以“线”施染，如李公麟的《五马图》中对于马身上的纹饰和结构处理中，就明确使用了“线”的技法去进行深入地勾染刻画。即便后世宣纸广泛应用后，石涛、任伯年等也都坚持以“线”染画的方法，近现代的齐白石更是用夸张的粗线去“染”人物的衣饰，形成了具有一组粗线的组合，既保留了“线”的自身妙感，又富有极强的装饰意味。在对“锥形物”的具体操作中，不同状态的操作会让其产生不同的形态，进而形成很多的偶然效果，这种“偶然”更适宜艺术灵感的迸发，形成不可复制和预知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锥形物”自身的妙处。

《平安富贵图》 53×28cm 纸本水墨 2025年

深入地理解和应用好“锥形物”才是进入笔墨境界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这些理解和方法积累起来就是“锥形物”的基本操作“法度”，这个“法度”应被包含于笔法当中，故作“锥法”更妥。锥形笔锋是对称结构，（底面、腹面）半径、高、（弧形）母线构成了每一类笔锋的基本形状，这个结构更像一个坐标，每位画家根据自身的用笔习惯和审美嗜好都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坐标”，并形成了专属的艺术风格。

《安居图》 53×28cm 纸本水墨 2025年

对“锥形物”的考察难以离开对“墨”的研究，“墨”是记录其轨迹、形态及情感的核心角色，古人以“五色”作为操作墨的基本方法，这里的“五色”需要笔在连贯的状态下自然流漏，而非专门调制，所以“笔”本身是需要先后逻辑的，产生的“五色”要最大限度的符合物象特征和秩序关系。在操作中，每次用笔取墨我都将墨分抹于盘中，形成由焦到淡的渐变笔触，画面中用到哪里直接提取便可，这是我多年的操作经验，这些方法皆是来源于这个时代“科学客观”的逻辑，这一点我们是不同于古人的。当然关于色阶的把握还需要长期对于勾线的训练，在勾线过程中，充分的体验不同条件下的摩擦所产生不同色阶的墨迹，体会他们之间微妙的差别，长久如此，即会得心应手。关于情感的承载，却需要“笔”和“墨”的结合表现，在训练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始终保持我们的艺术敏感力，即可事半功倍。

《南极老人图》 33.75×26cm 纸本水墨 2024年

在“科学客观”的逻辑下，先进的“显微”技术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了古人的“笔精墨妙”，高倍显微检测使我们对于古人的“墨”法和逻辑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同时也感慨于我们视力的监测范畴太过于局限，我们除了要画看得到的，也要画看不到且客观存在的。所以，我常常在将笔用枯、墨用尽时依旧继续我的绘画操作，即便我们难以用视力进行捕捉，但最终它们将会以“韵”的形态呈现出来。这种“墨”的极端状态的拓展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红利，但是却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洞察的职业状态。

《双喜图》 138×68cm 纸本水墨 2024年

置于当今的背景下，无论“笔墨”还是科技所拓展的新空间，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工具及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物道”与“画道”的磨合问题，这种磨合的方式就是我们对于传统绘画新的认知及实践视角，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就是要达到“道通为一”的美学境界。

巨建伟

1987年生于河北，201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同年入职于故宫博物院，现任书画临摹组组长，副研究馆员，中国国家画院青年艺术中心聘任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导师，荣宝斋画院宋元人物画研究创作班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