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依，《列车》，2023。连衣裙、油画；120 x 160 厘米。图片由 艺术家惠允。

郑芝琳，《海市蜃楼》，2024。布面油画；105 x 140.5厘米。© 郑芝琳。图片由艺术家和LINSEED惠允。

蔡泽滨，《微光》，2022-23年。布面丙烯；146.5 x 176.5 厘米。© 蔡泽滨。图片由艺术家与胶囊惠允。

“生力”（Vitalisms）是一次实验性的展览，也是一个长期性研究与教育项目的开端，它探讨的是中国当代绘画中的“历史性”与“价值”。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均出生于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ta们中的大多数也在中国接受教育。通过聚焦ta们在过去五年（即2020年以后）创作的具象绘画作品，我们抛出了如下问题：

这些作品身处怎样的历史中？体现了怎样的创作背景？它们能否在将来成为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历史记录？它们会构成一种反霸权的档案吗？

展览标题“生力”源自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学者伊莎贝尔·格劳（Isabelle Graw）的理论。她认为，绘画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是一种媒介，而在于它是一种符号生产的方式，能够激发强烈的感官体验，并带有高度个性化的特质。一幅画的图像符号首先呈现的是画作本身的物理形态。这些形态出现在绘画表面，被解读为创作的痕迹和“触觉事件”（haptic events），由此引发“生命力的幻想”（vitalistic fantasies）。在绘画的历史中，人们不断地将各种生命力的想象投射到绘画这一物质载体上：它可以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形象，一种拥有神秘力量、能赋予死物以生命的媒介，一种承载艺术家生命痕迹和存在感的造物，甚至被视为一个具有生命的主体。

曹象，《未知感 I》，2020年。布面丙烯（无框）；210 x 160 厘米。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谢灵柔，《在黎明之前》，2023年。布面油画；130 x 100厘米。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李然，《流浪儿》，2021年。布面油画；150 x 120厘米。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崔洁，《上海植物园》，2023年。布⾯丙烯；250 x 180厘米。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生命力的幻想进一步延伸，将绘画视为具有反思性的主体，使其成为一种能够引发变化的、具有认知和思考能力的媒介？在社会和历史条件中被创造和理解的绘画，它是否也能够对世界本身产生影响？

我们在“生力”中讨论绘画的历史性时，关注的不是其描绘的历史的准确性，即本体论问题——“发生了什么？”历史的准确性永远无法被完全验证，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我们只能间接地观察过去的影响，包括作为文化产物的绘画。当绘画被赋予了生命，无论是通过我们投射的幻想，还是通过其存在本身的内在属性，它就在向我们诉说，就在对世界产生影响。绘画再现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应该问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