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内·马格利特《Time Transfixed》，布面油画，147×98.7cm，1938年，于展览“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展出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超现实主义运动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对绘画、雕塑、文学、建筑、音乐和电影领域均产生深远影响。而在巴黎之外，超现实主义亦生生不息，只是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对此，去年，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联合策划，举办展览“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通过来自50个国家的275件作品，将聚光灯投向人们忽视已久的世界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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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超现实主义，正当时 -

过去三年，你是否常用“超现实”或“魔幻现实”来形容生活？一件件荒诞、不可控的事情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一如百年前处于一战与二战间隙的年轻艺术家与学者们……

超现实主义的诞生与诗人渊源颇深。1917年，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发明了“超现实主义者”（surrealist）一词。七年后，另一位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巴黎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正式开启了这一前卫运动。自此，超现实主义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以巴黎为核心，飘向了世界各地。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Lobster Telephone》，1938年，藏于泰特美术馆 ©Salvador Dali, Gala-Salvador Dali Foundation/DACS, London 2022

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自画像》（Self Portrait，又称为The Inn of the Dawn Horse），布面油画，65×81.3cm，1937年

其实，仅看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就能感受到其国籍的多样性：来自西班牙的达利、比利时的马格利特、白俄罗斯的夏加尔、瑞士的贾科梅蒂、加泰罗尼亚的胡安·米罗、墨西哥的卡罗……当然，他们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实际上，从埃及到阿根廷，从日本到葡萄牙，该流派的足迹遍布全球。为什么比起立体主义、野兽派等其他运动，超现实主义更能超越国界，甚至在当下仍能引发共鸣？

展览“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现场

从其定义就能窥见一二，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下，布勒东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人们企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头、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它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Mayo《Coups de bâtons》，1937年 ©VG Bild-Kunst, Bonn 2022, Foto: Achim Kukulies, Düsseldorf

这对动荡年代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发泄自我的绝佳武器，他们可以用画笔和镜头尽情表达自己最阴暗、最痛苦，也最温情、最戏谑、最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一个日新月异、越发让人难以理解的世界，超现实主义者对身体、政治、性别的表达无疑在当今时代亦引发深切共鸣。或许这也是世界两大顶级博物馆共同探究其超越时空发展的重要原因。

Remedios Varo《To the Tower》，1961年. Acervo Museo de Arte Moderno.INBAL/Secretaría de Cultura ©2022 Remedios Varo,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VEGAP, Madrid. Image courtesy of 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Koga Harue《The Sea》，1929年.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Tokyo. Photo: MOMAT/DNP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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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不同国家，特点各异 -

在通讯与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超现实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也有一定“时差”，多集中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国，第一次国际超现实主义者展览（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于1936年举办，并以燎原之势向荣发展；在埃及，与该流派对应的组织“Art et Liberté”则是由诗人Georges Henein创办于1938年，并涌现出一批受此影响的画家。

埃及艺术家Younan Ramses《Untitled》，1939年. Sheikh Hassan M.A. Al-Thani Collection ©Estate of Ramses Younan

Kati Horna《Untitled from Ode to Necrophilia, Mexico City》，1962年. Purchased with funds provided by the Photography Acquisitions Committee 2022 ©Kati Horna Estate. Courtesy Michael Hoppen Gallery

同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家还根据本土情况，衍生发展出新的流派与运动，并将之作为表达反叛与反殖民主义的手段。1927年，阿根廷艺术家Antonio Berni来到巴黎学习超现实主义绘画，并了解到马克思主义。

五年后，他回到自己的国家，目睹了政治动荡、高失业率下的民众生活，认为超现实主义还不足以表达这种绝望，于是开创了一场名为“新现实主义”（Nuevo Realismo）的艺术运动。一位评论家表示，Berni的作品在描绘社会现实与传递原创美学之间达到了完美平衡。

Antonio Berni《Landru in the Hotel, Paris》，1932年. Private Collection, Courtesy Galería Sur. Photo courtesy Eduardo Baldizán

这种地域特色亦体现在不同的主题与画风中。在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艺术家Rafael Ferrer笔下不同肤色的人们“同框”相处，带有浓郁的热带风情；丹麦艺术家Wilhelm Freddie展现出充满未来感的暗黑风格；古巴艺术家Wifredo Lam则致力于展现古巴黑人文化，他与毕加索来往密切，并深受后者风格的影响。

Rafael Ferrer《Merengue en Boca Chica》，布面油画，152.4×182.9cm，1983年，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Wilhelm Freddie《The Birth of the Shadow》，1950年

Wifredo Lam《The Jungle (La Jungla)》，纸面水彩，239.4×229.9cm，1943年，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此外，媒介的多元化是该运动的重要特征。除了绘画、雕塑，超现实主义摄影在不同国家的声音亦不容忽视，尤其通过拼贴手段将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叠加拼凑起来。在这类作品中，对性别气质与流动性的探索尤为显著——法国摄影师Claude Cahun作为酷儿文化的先驱，创作了大量雌雄难辨的自拍肖像。她曾写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这因时因地而异。中性才是永远适合我的性别。”

Claude Cahun《Self-portrait (Reflected image in mirror, checked jacket)》，1928年. Courtesy of Jersey Heritage Collections ©The estate of Claude Cahun

Lee Miller《Portrait of Space, Al Bulyaweb, Near Siwa, Egypt》，1937年. Tate. Purchased with funds provided by the Photography Acquisitions Committee 2021 and Elizabeth and William Kahane (Tate Americas Foundation) 2021 ©Lee Miller archives.

女性的声音在超现实主义中则是一种矛盾而神奇的存在。尽管该运动的男性画家作品常被诟病存在严重的“厌女”倾向，但同时，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和摄影师又比其他流派更多，且在不同国家均有涌现。

Kati Horna《Untitled from Woman with Masks (Series) Mexico》，1962年，Purchased with funds provided by the Photography Acquisitions Committee 2022 ©Kati Horna Estate. Courtesy of Michael Hoppen Gallery.

除了人们熟知的弗里达·卡罗，巴西艺术家Tarsila do Amaral同样被誉为拉丁美洲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其画风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看起来线条圆润、色彩柔和。但实际上，画中人扭曲的四肢与巴西以蛇闻名有关，其作品《Abaporu》还激发了巴西美学运动“Antropofagia”（葡萄牙中意为“食人”）的兴起，颇具原始主义的意味。

Tarsila do Amaral《The Moon》，布面油画，110×110cm，1928年，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Tarsila do Amaral《Abaporu》，布面油画，85×73cm，1928年，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Tarsila do Amaral《Urutu Viper》，布面油画，60×72cm

纵观各国的超现实主义，尽管人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媒介与性别的碰撞，但几乎所有这些外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曾到过巴黎，有的甚至就此定居。“巴黎中心主义”观念似乎并没有淡化，反而被强化了，为何会这样？

Amy Nimr《Untitled (Anatomical Corpse)》，1940年. Sheikh Hassan M. A. Al Thani ©Estate of Amy Ni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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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众星只能拱月？-

在展览“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开幕后不久，《泰晤士报》的艺评家Waldemar Januszczak直接写文开喷：“泰特美术馆没有辨别好坏艺术的能力。”这场展览证明了“超现实主义对众多没有才华的艺术家具有强烈吸引力。”

在他看来，这些鲜为人知的艺术家作品与达利、恩斯特、马格利特、米罗等人的放在一起，优劣对比太过明显，前者显然沦为衬托——“70%的展品看起来都像是由同一个艺术家创作”。

Eugenio Granell《The Magical Blazons of Tropical Flight》，1947年. Colección Fundación Eugenio Granell, Santiago de Compostela ©2022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VEGAP, Madrid. Photo by Margen Fotografía

Kaveh Golestan《Untitled, from Az Div o Dad series》，1976年 ©Kaveh Golestan Estate, Courtesy Archaeology of the Final Decade

这位评论家的判断标准是否体现了欧美中心主义审美，先按下不表。即便如此，位于金字塔尖的艺术家本就是少数，这是努力与天赋换来的。但同时，艺术环境与氛围也不可或缺。作为彼时一骑绝尘的文化艺术中心，巴黎无疑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最顶级的藏家、评论家和艺术家汇聚于此。而欧洲以外的外来者大多只能成为规则遵守者，去学习、去模仿、去追随大师们的步伐，成为所谓的“二流艺术家”，真正的沧海遗珠太少。

展览“超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现场

因此，与其批评泰特美术馆与那些“没有才华的艺术家”，不如找到背后的原因。毕竟，在政治、经济实力的影响下，文化艺术领域并不能独善其身。在逼仄的环境中，要诞生杰出的艺术家需要奇迹。如果能让人意识到这一点，这场展览的目的似乎就已经达到了。你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超现实主义？欢迎留言分享看法。